【基本案情】

孙某3（于1988年5月去世）与赵某系初婚夫妻，育有孙某1、孙某2二子。赵某于2016年3月去世。1996年10月，赵某以成本价购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房屋（以下简称案涉房屋），购房时使用了已故配偶孙某3的47年工龄优惠，总购房款约1.8万元。1998年7月，赵某取得案涉房屋产权证书。2015年12月，赵某与孙某2签订《赠与合同》，将案涉房屋赠与孙某2，并经公证处公证，约定受赠人需照顾赠与人生活、养老送终。2016年1月，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孙某2名下。2020年，孙某2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。孙某1起诉主张案涉房屋系父母夫妻共同财产，赵某、孙某2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签订赠与合同，构成恶意串通，请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。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系赵某个人财产，已故配偶孙某3仅享有工龄优惠所对应的财产价值而非产权份额，赠与合同合法有效，判决驳回孙某1诉讼请求。

【律师评议】

刘颖新律师认为，本案争议焦点为使用已故配偶工龄购买的房改房性质认定，以及赵某是否有权单独处分案涉房屋。首先，关于房屋性质，赵某在孙某3去世后以个人名义申请购买公房并取得产权登记，虽在购房时使用了孙某3的工龄优惠，但根据《民法典》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的相关精神，已故配偶的工龄优惠仅属于政策性福利，其对应的财产价值应由继承人继承，但并不因此使房屋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。孙某3在房改前已去世，不具备购房意思表示及取得产权的主体资格，案涉房屋应认定为赵某的个人财产。其次，关于赠与行为的效力，赵某作为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，有权处分其个人财产。赠与合同系赵某真实意思表示，并经公证机关公证，内容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应认定有效。孙某1主张赵某与孙某2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，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赠与双方存在恶意，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。关于孙某3工龄对应的财产价值，孙某1可另行主张继承权益。一审判决驳回孙某1的诉讼请求，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

【法条依据】

本案法律依据包括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（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）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（举证责任分配），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条（举证不能的后果）。根据《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，主张合同无效的一方应就存在法定无效情形承担举证责任。孙某1未能证明赵某与孙某2之间的赠与合同存在恶意串通等法定无效情形，其诉请不应支持。关于已故配偶工龄优惠的法律性质，在房改购房中，已故配偶的工龄优惠仅体现为政策性福利，不产生物权效力，房屋产权归属以购房主体和登记为准，配偶工龄对应的财产价值应通过继承途径解决。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，孙某1未能完成举证责任，应承担不利后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