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基本案情】

方某1与张某11系夫妻，育有张某甲、张某乙、张某丙、张某丁、张某戊、张某己六名子女。方某1于1955年去世，张某11于1963年去世。案涉房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地某号，原登记在方某1名下，后因政策原因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范围。1985年，该房屋落实私房政策发还，经各继承人协商，由张某戊办理相关手续并缴纳补差房款及费用共计3000余元，房屋产权登记至张某戊名下。张某甲、张某乙等部分继承人出具了《弃权书》，同意由张某戊继承。2000年，张某戊将案涉房屋中一间12.6平方米的房间赠与张某己，双方办理了赠与公证并完成产权转移登记。2006年，张某丙之子提起诉讼，法院判决确认1985年发证行为违法（但该判决作出于赠与行为之后，且当时产权证已被注销）。现张某戊已去世，张某己亦已去世。各原告（其他继承人或其继承人）起诉请求确认张某戊与张某己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。一审法院认定，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赠与合同存在法定无效情形，生效行政判决虽确认发证行为违法，但该判决系于赠与行为发生之后作出，且赠与系基于彼时有效产权登记；合同效力与物权处分效力应予区分，房屋权属问题可另行解决；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。

【律师评议】

刘颖新律师认为，本案争议焦点为张某戊与张某己之间赠与合同的效力认定。首先，根据《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，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包括欺诈胁迫损害国家利益、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、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、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五种情形。原告主张赠与合同无效，应就上述法定无效情形承担举证责任。其次，关于张某戊是否取得房屋所有权的问题，虽生效行政判决认定1985年发证行为违法，但该判决系于2000年赠与行为发生之后作出，且当时产权证已被注销，张某戊的赠与行为系基于彼时有效的产权登记作出，不能以事后判决否定行为当时的合法性。再次，合同效力与物权处分效力应予区分，即使张某戊在落私发还时未完全取得所有权，亦属于无权处分问题，而根据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》确立的原则，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效力，权利人可通过物权请求权或侵权之诉另行主张。原告未能证明赠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等无效情形，其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。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请求，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

【法条依据】

本案法律依据包括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（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）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（举证责任分配）、第一百四十七条（缺席判决），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条（举证不能的后果）。根据《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，主张合同无效的一方应就存在法定无效情形承担举证责任。本案原告未能证明赠与合同存在欺诈、恶意串通等法定无效情形，其诉请不应支持。合同效力与物权处分效力系不同法律问题，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，权利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权属争议。民事诉讼法相关程序规定明确，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，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