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为家庭付出了一切，离婚时能得到什么？”这是许多全职主妇（夫）在婚姻破裂时的灵魂拷问。2025年，随着《民法典》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（二）的施行，全职主妇（夫）的“家务劳动补偿权”终于突破了“5万元上限”，补偿金额可参考当地居民收入、家庭经济状况及另一方收益，真正实现了“劳动价值”的货币化兑现。

“家务劳动补偿”的法律基础是《民法典》第1088条：“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、照料老年人、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，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，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。”这一条款的立法初衷，是承认家务劳动对家庭的经济价值——全职主妇（夫）的育儿、家务、老人照料等劳动，虽不直接创造收入，但节省了家庭雇佣保姆、育儿嫂的费用，间接支持了另一方的职业发展，因此应获得补偿。

补偿金额的判定需综合四方面因素。首先是“婚姻存续时间”：时间越长，家务劳动的累积价值越高。北京某案中，全职主妇李女士婚后育儿10年，法院综合其丈夫年收入120万元、共同生活期间购房增值等因素，判决丈夫支付家务补偿50万元——这一金额远超此前“5万元上限”，体现了法律对长期家务劳动的认可。

其次是“家务劳动强度”：照顾幼儿、患病老人、承担全部家务的劳动强度，明显高于一般家务。深圳某案中，全职丈夫王先生婚后照顾患病岳母8年，法院因其付出超出常规家务范围，判决妻子支付补偿35万元。这一判决表明，家务劳动的“强度”直接影响补偿金额——越辛苦的劳动，越应获得更高补偿。

再次是“另一方经济收益”：若另一方因全职一方的支持获得更高收入或财产增值，补偿金额可能更高。上海某案中，妻子婚后全职支持丈夫创业，丈夫公司上市后资产过亿，法院判决丈夫支付妻子家务补偿200万元——这一判决体现了“利益共享”原则：全职一方的劳动，间接创造了另一方的财富，因此应分享部分收益。

最后是“当地生活水平”：补偿金额需与当地居民收入、消费水平匹配。成都某案中，全职主妇张女士婚后育儿5年，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万元/年，法院判决丈夫支付补偿25万元（5万元/年×5年）。这一判决表明，补偿金额需“接地气”——既不能过高超出家庭承受能力，也不能过低无法体现劳动价值。

家务劳动补偿的难点在于“价值量化”。家务劳动的价值难以用市场价直接衡量，因此法院需综合多种因素“估算”。杭州某案中，全职主妇陈女士婚后育儿3年，法院参考当地保姆市场价（8000元/月），判决丈夫支付补偿28.8万元（8000元/月×36月）。这一判决尝试用“市场替代法”量化家务价值，虽不完美，但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参考。

家务劳动补偿的规则，本质是法律对“家庭隐形贡献者”的尊重。它告诉全社会：家务劳动不是“无偿义务”，而是具有经济价值的“职业”；全职主妇（夫）不是“依赖者”，而是家庭的“共同建设者”。对于全职一方而言，保留育儿记录、家务照片、另一方收入证明等证据，是争取补偿的关键。毕竟，爱情可以“无私”，但法律必须“公平”——你的付出，值得被看见，更值得被补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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