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基本案情】

王某4与王某5系夫妻，育有王某6、王某7、王某8、王某9四名子女。王某7与王某2原系夫妻，育有一女王某1，双方于2003年离婚，王某1由王某2抚养。2008年，王某7与黄某再婚，黄某之女王某3与王某7、黄某共同生活至成年。王某4于2015年去世，王某5于2004年去世，王某7于2024年去世，三人均未留有遗嘱。2012年12月，王某4与王某6、王某8、王某9、王某7签订《分家协议》，约定将案涉昌平区某镇某村某号院西厢房南头一间（面积12.8平方米）归王某1所有，其余房产归王某4和王某7、黄某、王某3所有。2015年至2016年，黄某与王某7签订《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》，约定了各自的出资比例（王某7占22%，黄某占78%），并翻建了南房、东厢房等。黄某主张其个人出资占绝大多数，房屋不应作为王某7遗产分割；并主张王某1非王某7亲生，无权继承。王某1起诉要求按分家协议享有份额并参与王某7遗产继承。一审法院认定《分家协议》合法有效；王某3与王某7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关系，享有继承权；黄某与王某7的《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》有效，按22%与78%比例分割除王某1份额外的房屋；黄某对王某7尽了主要扶养义务，酌情多分；判决西厢房70%份额由王某1占有使用，西厢房30%份额及东厢房、南房由黄某、王某3占有使用，北房五间由黄某、王某3所有。

【律师评议】

刘颖新律师认为，本案争议焦点为《分家协议》的效力、《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》的适用以及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。关于《分家协议》，该协议系王某4等家庭成员在村委会见证下自愿签订，系对自有财产的处分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，合法有效。即便王某1未在该协议上签字，其作为协议载明的权利承受人，有权主张权利。黄某主张该12.8平方米系为王某1户口挂靠而设，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约定附有条件或为虚假意思表示，证人证言亦不足以推翻书面协议效力。关于房屋翻建，黄某与王某7在未征得王某1同意的情况下翻建了西厢房等房屋，不影响王某1依分家协议享有的份额。关于《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》，该协议系黄某与王某7真实意思表示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。关于王某7遗产继承，王某1虽长期由母亲抚养、未与王某7共同生活，但其系王某7婚生女，依法享有继承权。王某3与王某7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，亦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。黄某与王某7共同生活并在其患病期间承担主要照顾义务，依法可以多分。一审判决兼顾各方权益，处理合理。

【法条依据】

本案法律依据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条（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）、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（遗产定义）、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（继承方式）、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（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及顺序，含继子女）、第一千一百三十条（同一顺序继承人份额一般均等，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可多分）、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条（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），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（举证责任）。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，与继父母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享有继承权，王某3与王某7共同生活至成年，形成扶养关系，依法享有继承权。第一千一百三十条规定，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可以多分，黄某作为配偶承担了主要照顾义务，酌情多分合理。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夫妻共同财产应先将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，其余为被继承人遗产，黄某与王某7已通过《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》明确各自份额，应按约定处理。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，黄某主张分家协议系户口挂靠但未能充分证明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