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基本案情】

刘某戊（1992年去世）与前妻于某（1945年去世）育有一子刘某己（2006年去世）。刘某己与韩某（2010年去世）育有四名子女：长子刘某甲（原告）、次子刘某乙、长女刘某丁、次女刘某丙。刘某庚（1923年出生）与刘某戊于1965年结婚，二人结婚时刘某戊的子女均已成年，刘某庚终生未生育子女，其父母、兄弟姐妹均先于其去世。刘某庚于2022年6月去世。刘某庚生前承租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某街道的公房两间。2008年10月，刘某庚与拆迁单位签订《协议书》《货币补偿拆迁协议书》及《优惠购房协议书》，约定将公房按房改政策出售给刘某庚，并给予其50㎡优惠购房资格，购房款共计约22.5万元，扣除各项补偿后需补缴约10.2万元。2010年1月，刘某庚与刘某甲、刘某乙签订《房产、财产继承协议书》，约定刘某庚名下房屋由次孙刘某乙继承，刘某甲放弃继承权。2020年3月，刘某庚又立代书《遗嘱》一份，并附同步录像，明确表示其全部财产由长孙刘某甲继承，由翟某代书，李某、刘某辛见证。2022年6月刘某庚去世后，刘某甲为其操办后事并支付丧葬费。刘某甲持遗嘱要求继承案涉房屋拆迁安置权益（对应安置房位于大兴区某小区602室，面积57.69㎡），刘某乙、刘某丙主张2010年协议有效，且代书遗嘱形式存在瑕疵（刘某庚不会写字以捺印代签名、代书人非见证人、未各自注明日期）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代书遗嘱虽有形式瑕疵，但结合同步录像及代书人证言，可以证明系刘某庚真实意思表示；2010年协议书实为遗赠性质，因刘某庚此后重新订立遗嘱而不再生效；刘某甲为刘某庚操办后事并参与拆迁手续办理，应视为接受遗赠的表示，判决确认案涉《优惠购房协议书》及《选房确认单》对应的权利义务由刘某甲享有。

【律师评议】

刘颖新主任律师认为，本案系代书遗嘱效力认定与在先遗赠协议冲突的典型继承纠纷。首先，关于代书遗嘱的效力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条，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，由其中一人代书，并由遗嘱人、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，注明年、月、日。本案代书遗嘱虽存在刘某庚以捺印代签名、代书人非见证人、未各自注明日期等形式瑕疵，但同步录像清晰记录了代书人向刘某庚宣读遗嘱全文、刘某庚明确表示同意并自愿捺印的全过程，结合代书人出庭作证，足以认定该遗嘱系刘某庚真实意思表示，形式瑕疵不足以否定遗嘱效力。其次，关于2010年《房产、财产继承协议书》，该协议虽名为协议，实为刘某庚对身后财产的处分安排，在法律性质上属于遗赠而非即时处分的合同，在刘某庚于2020年重新订立遗嘱后，该协议因与后立遗嘱内容抵触而不再发生效力。再次，关于受遗赠人接受遗赠的表示，刘某甲为刘某庚操办后事并支付丧葬费，且长期参与拆迁手续办理及选房确认，其行为足以表明接受遗赠的意愿，符合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“作出接受表示”的立法精神。本案提示，代书遗嘱存在形式瑕疵时，若有同步录像、见证人证言等证据佐证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仍可认定有效；在先订立的遗赠性质协议与后立遗嘱内容冲突的，应以遗嘱为准。

【法条依据】

本案法律依据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（继承方式）、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（受遗赠的接受与放弃）、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（法定继承顺序）、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（遗嘱处分财产）、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条（代书遗嘱形式要件）、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（遗嘱的撤回与变更），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（举证责任）、第一百七十四条（缺席判决）。依据上述规定，代书遗嘱的效力认定应重实质真实而轻形式瑕疵；在先订立的遗赠协议因后立遗嘱而失效；受遗赠人可通过实际行为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。法院据此确认刘某甲享有案涉拆迁安置权益。